他盯着那根棒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

沉默了足足一分钟，他抬起头，眼神复杂，像在评估一项重大投资的风险。

“晚晚，这孩子…计划外的，成本很高啊。”他***手指，这是他思考重大财务问题时的习惯动作。

我心猛地一沉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产检、营养、生产费用，还有以后的教育、抚养…这是一笔持续二十多年的巨额支出。”他语气平板得像在念财务报表，“我们得重新规划家庭预算，AA的细则也需要…调整。”

调整？

我看着他，第一次觉得这张朝夕相对了三年的脸，陌生得可怕。

“严昼，”我声音有点抖，“孩子在我肚子里，你跟我谈预算？谈AA细则？”

他似乎没听出我话里的寒意，反而认真地点点头：“对，得谈清楚。比如产检费用，理论上是你身体产生的直接医疗支出，这部分…”

“你闭嘴！”我抓起沙发上的靠垫砸过去，眼泪不争气地涌出来。

他敏捷地躲开，眉头皱得更紧：“晚晚，冷静点。经济问题是婚姻稳定的基石，我们得理性面对。孩子的到来，意味着责任分摊模式需要重构…”

“滚！”我指着门，声嘶力竭。

那晚，他抱着被子去了书房。

隔着一堵墙，我摸着尚且平坦的小腹，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，我和严昼之间，那道冰箱里的塑料隔板，原来一直竖在心上。

产检成了酷刑。

每一次去医院，挂号、缴费、检查…严昼都如影随形。

他不再是体贴的丈夫，而是一个拿着计算器，随时准备按下“÷2”键的冷酷会计。

第一次B超，看到屏幕上那个小小的孕囊，我激动得眼泪汪汪。

医生笑着说：“看，宝宝很健康。”

严昼凑过来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，然后极其自然地转向我：“晚晚，这次检查费加挂号一共368，你转我184。”

诊室里瞬间安静。

医生和护士的眼神像针一样扎在我脸上。

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他浑然不觉，掏出手机，点开那个熟悉的记账APP：“来，我现在记上，项目：孕8周B超检查费。金额：368。分摊方：白晚、严昼。分摊金额：各184。”

“严昼！”我压低声音，带着哭腔，“你非得现在算吗？”

他一脸不解：“早晚都要算清，现在记下，省得忘了。这是原则。”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，“放心，生育相关的费用，我会严格按照比例承担属于父亲的那部分责任。”

责任？在他嘴里，只是一个冰冷的百分比。

走出诊室，我甩开他的手。

电梯里挤满了人。